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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18世纪自传文学中的个体意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创作类型，自传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人R．帕斯科尔在他的《自传——内容与形式》一书中称自传“本质上是欧洲的”，他把自传的“欧洲传统”一直追溯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德国教授R．乌滕诺夫也认为自传文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德国亦有悠久的历史，研究者们一般认为，自传文学的兴起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而它的鼎盛时期则是被称为“第二次主观主义思潮”的18世纪。 总的说来，自传文学在德国的兴起与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也是以资产阶级作为新生阶级的觉醒为前提的。虽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制约，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长期落后于意大利、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但到了16世纪，“随着市民阶层和城市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很快成了自我管理的载体，成了帝国和国家法制机构的成员，也就成了现代国家观念和自由民主的摇篮……市民阶层的兴盛时期是中世纪中期和末期，亦即当他们成为教育与文化的载体(哥特式、工匠诗歌等)的时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首先造就了一批从经济角度思考和行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和自由的人，这便是资产者(Bourgeois)。这些人的大特征之一便是对个人、对自身行为和作用的强烈兴趣。这一时期，商人的账本中开始夹杂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录或者遗产分配的备忘录，之后又逐渐有了家庭大事记和私人日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传文学与其他传记文学作品诸如回忆录等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自传文学中，作者处于核心地位，在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作者既是回忆的主体，又是被回忆的客体。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资产阶级自传文学的历史是以他们的主体史为前提的。”这一时期
的德国自传文学反映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生阶层的觉悟过程，是处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个体自我觉醒的真实写照。黑格尔曾把18世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个体自我觉醒称做“人与自身的和解”，认为“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知识，他的活动、权利、财产和他对自身信任的原则”自宗教改革起就开始诞生了，但由于德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尤其是17世纪的30年战争带给刚刚崛起的资产阶级致命的打击，使得人的这种自我发现和“与自身的和解”过程进展得十分艰难。即使到了各种革新思潮风起云涌的18世纪，自传文学中的自我觉醒在发展的同时仍充满矛盾和潜在危机。
概括而言，18世纪德国自传文学分为建立于虔信主义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天意引导”型和受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心理分析”型两种。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又是对前者的反叛和超越。笔者在本文中所要尝试的，便是从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角度出发，通过对18世纪重要的两部自传作品——J．H．荣一施笛林的《传记》和K．P．莫利茨的《安东·莱瑟尔》的分析和评述，揭示18世纪自传文学对于德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体自我觉醒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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